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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生花种植日记:儒道并行下,看人与自然

[摘要]儒家推展文明建设,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道家探寻文明的限制,抉发自然造化与人性的真实,超越自私用智的偏颇。儒道双行,恰如庄生讲的“两行”之理。

文/郭齐勇

简单地说,儒家是人文主义的,道家是自然主义的,这种概括或许勉强可以成立,当然也不免以偏概全。儒道两家本属同源,历史上不断互动互补,相辅相成。中国文化中伦理秩序与自然秩序不相隔阂,道德智慧与自然智慧并举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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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自然之道必知天,知人伦之道必知人(资料图)

一、儒道各有偏重

说儒家是人文主义的,是说儒家重视社会伦理秩序与道德文明的建构。儒家善于继承传统文化、典章制度而又趋时更新,因革损益,凝聚社会人心,积极有为地推展事功。儒家所主张与推行的伦理教化,虽在实际运作中要打不少折扣,但大体上还是与民众的要求,特别是社会的秩序化、和谐化,缩小贫富差距,端正人心,淳化风俗的要求相适合。用历史的眼光看,“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是对当时经济政治资源配制的相对合理的选择。

说道家是自然主义的,是说道家回归自然,重视对社会伦理的解构。“道”使万物生长,“德”使万物繁殖。它们使万物生成、发展、结果、成熟,对万物爱养、保护。它们生养了万物而不据为己有,推动了万物而不居功自恃,统领、管理万物而不对万物强加宰制、干预。一般说来,“道”成就了万物之“德”,“德”代表了“道”,内在于千差万别的个别事物之中。按这种思路,老子亦肯定文明建构、人伦生活,如说:“始制有名”(32章);“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28章)社会的伦理生活、文明制度,按自然条理生成并无害处,害怕的是,人为作用的强化,或执定于种种区分,将其固定化、僵化,则会破坏自然之道。老子肯定道德的内在性,反省文明史,批评礼乐和伦理道德的形式化,亦与此一致。如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38章)老子批评圣智仁义,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毋宁说,他肯定的是真正的圣智仁义。老子知道,到了强调“礼”的时候,一定是忠信丧失,“礼”的秩序发生危机的时候。这恰好是人文睿智!牟宗三说:“道家不是从存有层否定圣、智、仁、义,而是从作用层上来否定。‘绝’‘弃’是作用层上的否定字眼,不是实有层上的否定。

可见,儒家建构人文,道家解构人文。道家强调无用之用;儒家强调有用之用。儒家之“有”“用”,即建构人文世界,“以人文化成天下”;道家之“无”“用”,则要从人文世界中超越出来,回归到自然而然的自然境界。儒家在人伦中,同时也在天、地、人、物、我的相互关系之中安顿生命,道家回归自然,更是在天地自然中安顿生命。

知自然之道必知天,知人伦之道必知人,“天人合一”是儒道共同的信念。儒家的人文尊重自然,道家的自然包容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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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自然的律动(资料图)

二、儒家儒教人文中的自然

儒家的人文主义不反对自然与宗教,包含了自然与宗教,儒家的人文主义不是寡头的人文主义。儒家有对天、天命、天道的尊崇与敬畏,儒学具有一定的宗教性。儒家的礼,包含了对昊天上帝至上神灵、对天地山川自然神灵与祖宗神灵的礼敬礼拜,此亦为尊重人与人文的源头,儒家人有终极关怀与信念,以之安身立命。

我国古代有巫觋传统,诸先王本人就是最高祭司,一身而二任。历朝历代天子在郊外祭祀皇天上帝,以确立天的至尊地位。在国都中祭祀社神,用以歌颂大地的养育之功。祭祀山川,用以敬礼鬼神。儒家祭祀最重视的是祭天祭地,祭天地就是追本溯源,尊重其所自出,在这层意义上,“天地”即人的父母。“天地”有着价值本体意涵,又具有宗教性意涵。“天神”是至上神,对天神的崇拜要重于对地神的崇拜,然后就是对山川诸神的崇拜。除祭祀至上天神与自然神灵外,还要祭祀祖宗神灵。这里反映出人文化的“礼”仍具有的“宗教性”与“超越性”。价值观念、道德范畴“敬”、“仁”、“忠信”、“仁义”等,与“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春秋时代以“礼”为中心的人文精神的发展,将古代宗教人文化了,使之成为人文化的宗教。儒家、儒教,就是人文的宗教,道德的宗教。

儒家肯定“真情实感”、“切身体会”、“设身处地”,强调身体的感受。冯达文说:“在儒家这里,不需要过分虚无缥缈的神的灵召,也不需要过分复杂的理论建构,通过感受,我们很自然地就能走出自我,走向他人,走出功利,走向道义,从而使我们的灵魂乃至社会获得拯救。通过开启、激发我们的情感,或者说通过点出我们内在生命的光明面,来使我们获得拯救,这是孔、孟建立的原创儒学的一个基本特点。用著名神学家汉斯昆的说法,这是中国的智慧。

孔子思想中心“仁”之人道精神有其“感通”之义,而这一“感通”的最终一层,是人与天的感通。人的宗教道德性的精神源自于“天”,而“天”不在生存、变化、发展、流行的人物之外,就在其中。“天”内在于一切人物之中。儒家讲人性与天道的贯通、感通,强调了圣凡的统一,实际上承认人人有神性,物物有神性,生命圈层中人、动植物及其他物都有自身价值。

儒家的生态智慧与道德智慧使人节制自己的贪欲、占有欲,这是用人文主义的办法来尊重、维护、回归自然,以及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儒家有着人与万物一体同源的共同体悟。唯有如此,人才可能对万物都持有深切的仁爱、关怀,将整个天地万物都看作是与自己的生命紧紧相连的。在这种价值来源的共识之上,儒家的生态伦理可以建立范围天地万物的生态共同体,将生态系统真正视为人与万物共生、共存的生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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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庙祭祀活动(资料图)

人在天地之中一定要尊重山川、动物、植物等。这种尊重与敬畏,儒家通过祭祀山林川泽加以表达。《礼记》强调,礼是符合时令,配合地的物产的。人取用动植物,依据于不同季节有不同的生物,不同的地理环境有不同的物产。可见制礼与行礼的原则是不违背自然的原则,故一定时空条件下不适于生长的物产,君子不用来行礼,鬼神也不会享用。以本地希罕的动物作为礼品,这种人是不懂礼的。行礼须以本国本地的物产,根据土地的大小、年成的好坏,量力而行。

儒家以礼法保护生态资源有三个重要的内容:(1)禁止灭绝性砍伐、捕猎;(2)保护幼小生命;(3)重“时”。禁止灭绝性砍伐、捕猎很好理解,因为这种行为与“天地”的“生生大德”背道而驰。保护幼小生命则与儒家重“养”的思想有关,“天地”生万物则必又养育之,此乃天道之自然,“天地养万物”(《易传·彖》)。

儒家的“以德取物”观,即取用有爱、有序、有节、有度等生态伦理思想,承认了植物、动物乃至整个自然界的生存发展权利。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以德取物”也保证了“取物不尽物”的理想得以实现。儒家主张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天人合德,节制人类无限制的欲望,反对对其加以破坏性地开发利用,从而得以实现永续利用。

由上可知儒家批判寡头的人类中心的人文主义,而极富宗教心灵,儒家的人文涵摄了自然、科学与宗教。儒家人文主义有深厚的宗教性,尊重并亲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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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静互涵,虚实相济(资料图)

三、道家道教自然中的人文

道家以自然智慧批评、反思人文,超越人文,包含了、丰富了人文价值,使人文发展更加健康。在一定意义上,母宁说道家追求真人性、真人文。

老子之“道”是生成万物的超越根据,它涵括了“无”与“有”之两界、两层。道家以“无”设定真实的本源世界。就道体而言,道是无限的真实存在实体;就道用而言,周溥万物,遍在一切之用。“道之全体大用,在‘无’界中即用显体,在‘有’界中即体显用。”“有”界是相对的现象世界,“无”界是超越的精神世界,绝对的价值世界。相对的“有”与绝对的“无”相互贯通。这是就两界而言的。若就两层而言,“无”是心灵虚静的神妙之用,是“道”之作用层;“有”是生、为、长养万物之利,是道之现实层。《庄子·天下》赞扬关尹、老聃“建之以常无有”。“建之以常无有”是真正的哲学智慧。老子这种既无又有、既相对又绝对、即妙用即存有之双向圆成的玄道,启发了后世魏晋玄学、宋明道学(理学)之即体即用、即无即有的模型。但道家之道的现实方式是负的方法、否定的方式,是“不”“反”“复”,即通过虚无保证存有,通过不有、不恃、不宰、不争、贵柔、守雌、不为,来长养万物,那么这种“有”其实也是虚有。老子形上学的重心是“无”,是“道冲”,“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是不生之生、不有之有、不长之长、不用之用、不宰之宰、不恃之恃、不为而为。

老子讲境界形态上的“无”,或者讲“有”,大体上是从作用上讲的。在宇宙、现象世界生成的过程中,“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11章),即“有”提供了客观便利的条件基础,但“有”一定要在“无”的创造性活动作用、力量及活动作用的空间(场域)或空灵境界中,与“无”相结合,才能创造出新的有用之物,开辟出新的天地。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老子讲“道常无为而无不为”(37章)。实有之用是有限之用,虚无之用是无限之用。无用之用乃为大用。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48章)减损知、欲、有为,才能照见大道。“损”,是修养的工夫,是一个过程。“损”就是做减法。我们面对一现象,要视之为表相;得到一真理,要视之为相对真理;再进而层层追寻真理的内在意蕴。宇宙、人生的真谛与奥秘,是剥落了层层偏见之后才能一步步见到的,最后豁然贯通在我们人的内在的精神生命中。“无为而无不为”,即不特意去作某些事情,依事物的自然性,顺其自然地去做。所以老子强调学习要做加法,求道则要做减法,减掉世俗看重的身份地位、功名利禄,减损又减损,一直到无为。无为不是不做事,而是不妄作妄为。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16章)意思是说:致力于“虚”要经常要彻底,也就是不要让太多现存的、人云亦云的知识、规范、利害、技巧乃至仁义等充塞了头脑,要用否定的方式排除这些东西,激活自己的头脑,使自己保持灵性、敏锐,有自己独立运思的空间。“守中”也是“守虚”、致虚。“守静”即保持闲静的、心平气和的状态,排除物欲引起的思虑之纷扰,实实在在地、专心地保持宁静。这也是随时排斥外在之物的追逐,利欲争斗等等引起心思的波动。“观复”,即善于体验万物都要回复到古朴的老根,回复到生命的起点、归乡与故园的规律。“观”就是整体的直观、洞悉,身心合一地去体验、体察、观照。“复”就是返回到根,返回到“道”。体悟到“道”的流行及伴随“道”之流行的“物”的运行的这一常则的,才能叫“明”(大智慧)。反之,不识常道,轻举妄动的,必然有灾凶。“常”是常识、真相、规律,我们只有“知常”,才有大聪明,才有宽容之心,才能知道天下的公道,这才是与道相符的心态,一生才不会有危险。体悟了“道”的秉性常则,就有博大宽容的心态,可以包容一切,如此才能做到廓然大公,治理天下,与天合德。与“道”符合才能长久,终身无虞。通过“致虚”“守静”到极致的修养工夫,人们达到与万物同体融合、平等观照的大智慧,即与“道”合一的境界。我们平常太忙,有太多的活动,要守守静,反思反省;有太多的实务,要守守虚,多思考问题。我们要特别注意扬弃知性与物欲的牵累,做到动静互涵,虚实相济,这也是道家修炼的功夫。我们也要学会调节生命,学会排遣,不能一根筋的走到黑。道家道教的玄观,是启发我们超越现实,透视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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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宴饮声乐场景(资料图)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5章),老子之道不在一个平面上,而有人由法地而法道,人由法天以法道,人直接法道,人法道之自然的四个层次。道的四层次是正反相涵与次第升进,在一种圆融无碍的大系统之中。

牟宗三特别强调“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中所包含的“道”的实现原理,“万物将自化”“将自定”,自生自成,落在万事万物之自身。“牟宗三于是以‘实现原理’喻‘道’之玄妙之义,而因此将此一境界形态的形上学,落实于物物自定自化的‘自然’。此一‘自然’之义是不仅可以用来对宇宙万物之客观性作一真实之描述,也同时可以用来对人文化成之世界作一切实的诠解。”“道”之实现与创造,由“道”而然的宇宙万物与人文世界的发展,是自生自为自化,各有成就,“道”不塞、不禁、不扰,反而辅助万物之生、成、长、养。这冲虚之道的“生生之德”当然与儒家肯定乾坤天地父母的大生广生的“生生之德”不同,是另一形态的实现原理和“人文化成”观念。

牟宗三又指出,道家“无为”是针对“有为”而来的,是对周文疲敝有感而发的。春秋战国时代,贵族堕落腐化,礼乐典章制度堕落成了造作的、虚伪的、外在的、形式化的东西。“道家讲的‘自然’就是自由自在,自己如此。就是无所依靠,精神独立。精神独立才能算自然,所以是很超越的境界……所以讲无为涵着自然这个观念……向往自由自在,就一定要把这些虚伪造作通通去掉,由此解放解脱出来,才是自然……虚伪造作使得人不自由自在,道家对此有真切的感受,所谓‘存在的感受’”。

可见,道家道教的“自然之道”中,包含有人文主义的重要意涵:自本自生自成自化的人文化成观;人格精神的独立自由;追求真善美合一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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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单单是个体修养身心的方法,也是一个社会共存互尊的必须。(资料图)

四、儒道两行之理

道家的逍遥无待之游,是自我真实的自由人格之体现,以“适己性”“与物化”为特征;儒家的刚健自强之道,是自我真实的创造精神之体现,以“人文化成”为特征。古代的智慧强调民族、文化的可大可久,讲究空间的无限性与时间的延续性,强调对生态的保护。儒释道三教都有关于生态保护的内涵。道家认为,太过强势,太过占有,太多的有为,恰好是适得其反。老子的智慧和孔子的智慧是互补的。孔子为了理想,知其不可而为之,为了道德的理念与社会的理想而拼搏奋斗。而老子可以洞见这个世界深邃的问题,减损自己的功名利禄,达到大有为而不是盲目有为的状态,才能无所不为,才能洞悟道的本体。老子讲无为而治,以正道治国。因为如果什么都要政府管,是很难管的,政府无穷大,也是有问题的。

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圣贤人格。儒家心目中的圣人或圣王,有着内圣与外王两面的辉煌。虽然“内圣外王”一说出自《庄子·天下》,然而后来却成为儒家的人格标准。内圣指自我德性修养,外王指政治实践及功业。儒家强调在内圣基础之上的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因此,儒家人格理想不仅是个体善的修炼,更重要的是责任感和当担意识,是济世救民。儒家的人格特性包括如下内容:自强不息、意气风发、认真不苟、发愤忘食、兼善天下、关怀他人、系念民间疾苦、知其不可而为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立德、立功、立言”,“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等等。儒者对国事民瘼有真诚的关怀,努力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建功立业,即使遭到贬谪也以深沉的忧患系念天下百姓的疾苦和国家的兴亡。儒家也有其超越精神,穷居陋巷,自得其乐,安贫乐道。孟子讲的“君子三乐”,即“父母俱存,兄弟无故”的天伦之乐,“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理性之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教育之乐,正表现了儒者的情怀。

道家庄子的真人、圣人、神人、至人、天人的理想人格,与儒家有别,其特性是:一任自然,遂性率真;与风情俗世、社会热潮、政权架构、达官显贵保持距离;独善其身,白首松云,超然物外,恬淡怡乐。这是庄子和道家的神韵情采。与儒家积极入世的现实品格相比较,道家凸显的是超越和放达,既积极肯定、参与、改造现实,又以保持距离的心态,否定、扬弃、超越现实。目标都是让现实更美好!

庄子之真人、至人、神人、圣人,都是道的化身,与道同体,因而都具有超越、逍遥、放达、解脱的秉性,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无穷、无限的境界。这深刻地表达了人类崇高的理想追求与向往。这种自然无为、逍遥天放之境,看似玄秘莫测,但实际上并不是脱离实际生活的。每一时代的类的人、群体的人,尤其是个体的人,虽生活在俗世、现实之中,然总要追求一种超脱俗世和现实的理想胜境,即空灵净洁的世界。任何现实的人都有理想,都有真、善、美的追求,而道家的理想境界,就是至真、至善、至美的合一之境。儒家的成圣人成贤人,道家的成至人成真人,佛家的成菩萨成佛陀,都是道德人格的追求。

双生花种植日记:儒道并行下,看人与自然

两者相济相参,并举互动。(资料图)

儒家推展文明建设,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道家探寻文明的限制,抉发自然造化与人性的真实,超越自私用智的偏颇。儒道双行,恰如庄生讲的“两行”之理。

儒家的“诚恕”之道与道家的“齐物”之论一样,不单单是个体修养身心的方法,也是一个社会共存互尊的必须。否则,各种纷争、意见、利益冲突就会瓦解整个人类社会。我们要多阐发多实践“恕道”与“齐物”的理念,这才真正是国家间、民族间、文化间、宗教间、人与人间相接相处的正道。

儒家“谦让”与道家“不争”,同样是个人修养的重要工夫。《周易》有《谦卦》,《四书》《老子》《庄子》中有大量关于谦退的指点,尽管语言表达各有特点与机巧,但给人们的启发却有异曲同工之妙。曾国藩说:“凡作人,当如花未全开,月未圆满之时。花盛则易落,月满则必缺,水满则易倾,人满则招损。……声名太盛,宜常存一不自满之心,庶几以谨厚载福。”这就是曾氏学习儒道并结合自身生活的体验与感受。

儒家的人文主义中有自然主义,道家的自然主义中有人文主义。儒家的道德智慧中有自然智慧,道家的自然智慧中有道德智慧,两者相济相参,并举互动。儒道之间有批评有争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正因此而能“合而不同”,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潮。兼顾儒家儒教与道家道教之“两行”,才合乎中国之“道”之流行的妙谛。

参考文献:

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6页。

冯达文:《中国古典哲学略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2页。

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三版,第168-169页。

叶海烟:《道家伦理学:理论与实践》,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16年,第260页。

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6—87页

王澧华:《王澧华评点曾国藩批牍》,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第43页。

(编辑:若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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