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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人民的角度办事:当下的“无为而治”

[摘要]对人民群众的这些自然本性也应当加以辅助和引导,从而为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决不能违逆人民群众的这些自然本性而为所欲为。

文/郭向阳

站在人民的角度办事:当下的“无为而治”

主要是要爱惜民力,爱惜民力就是在积蓄力量(资料图)

感受百姓的心情

老子《道德经》说:“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自然之道好像拉弓射箭一样,如果力气太大,就要压制一点;如果力量不够,就要加点力。有多余的就减少一些,有不足的就补充一些。一语道破:就是“平衡”。自然之道是减少多余的部分,以补充不足的部分,从而维系着自然平衡法则。两千多年前老子阐述的这一套“自然平衡法则”非常重要,亿万年万物发展进化形成的自然法则,人类总是要有意或者无意的去违背,遭到的报复也是惨痛的。

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就是要求执政者的一切工作都要始终围绕着人民根本利益(即人性之“欲”)这一主轴来开展。人民根本利益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是发展主体,所以要尊重人性,依靠人;人是发展手段,所以要用好人性,引导人;人是发展目的,所以要为了人性,满足人。无为而治,以百姓之心为心。

怎样才能达到“无为而治”呢?老子提出了一套有效的办法和措施。当政者要“以百姓之心为心”,保持自身清静、不为物化。

老子提出,最理想的当政者,也就是德才最好的当政者要“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意思是说,最好的当政者,是没有私心的,是以百姓的心为自己的心。当政者心怀天下,小心谨慎,浑厚质朴。百姓都非常关注当政者的一言一行,所以,当政者应该把百姓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看待。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不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不就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吗?不就是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吗?当官的能把老百姓当作自己的孩子,这就是好“父母官”啊!

老子认为,德才最好的当政者(即圣人)就是实行“无为之治”的方针。为此,首先要没有私心,根绝私欲,这样当政者的心才能宁静、冷静,天下就会自然安定太平。

作为“全国县衙惟一的历史标本”的河南内乡县,有许多“爱民”的对联,其内涵比较突出地体现了老子的“以百姓之心为心”的爱民思想。内乡县衙内最有名的一副对联是悬挂在三堂的楹联: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

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这副对联深刻地阐述了官与民的辩证关系。经考证,这副对联是清康熙年间高以永(浙江嘉兴人)在内乡任职九年期间所撰写。据《内乡通考》记载,高以永在内乡任职时,县内地多荒芜,饥民甚多,高以永即问民疾苦,并令其广开垦,开地40余顷,植农桑,流民四处返回耕种,数年间解决了内乡县老百姓的温饱问题。高以永离任后,当地老百姓立“德政”碑于仪门前。

老子把当政者分为四类:

(一)、最高明的当政者,人民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二)、比较好的当政者,人民亲近赞美他;

(三)、差的当政者,人民畏惧他;

(四)、最差的当政者,人民侮骂他。

所以,诚信不足,就会有不信任的心理。这主要源于老子把人看作与道、天、地一样重要,并提出要建立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他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当政者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表扬什么,批评什么,不但是个人的爱好问题,而且势必会影响整个社会风气。因而,老子提出:君王应该效法“道”的无为,从自身做起,不要崇尚财富,使民众不去拼命争夺;不珍爱难得的贵重物品,使民众不去偷盗;不显耀可贪的欲望,使民众不被搅乱。所以圣人治理民众,要想办法和措施净化人们的思想,生活安饱,体魄强壮,意志柔弱。

君王要“谦下”,先民后己,不要欺压百姓。老子认为,江海之所以能成为众多河流归往的地方,是因为它处在下流的位置。高明的君王,必须对人民谦下。要领导好人民,必须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人民的利益之后,天下人民乐于拥戴他而不厌恶他。因为他不与人相争,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和他争。

老子认为,要使国家安定、清静,不能政令频出,或者朝令夕改。他打比喻说:治理国家,如同煎小鱼一样,不要经常翻搅。这是说当政者不要以烦苛政务扰乱民众,而要坚守“清静、无为”的思想,用他的话来说,也就是“以道莅天下”。

“治大国,若烹小鲜”是中国几千年朝代更替兴亡的经验教训总结。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的历史(西汉盛世、大唐盛世和清代的康乾盛世)印证了老子上述话的正确性。

老子认为,国家要达到无为而治,除了政治宽厚使人民淳朴外,主要是要爱惜民力,爱惜民力就是在积蓄力量,积蓄力量也是在积德,不断积德就没有什么不能战胜的,掌握了这个就可以说掌握了治理国家的道理,国家就能够长治久安。要做到“无为而治”,当政者还要善于发挥每个人的专长,爱惜人才,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世上没有无用之人,也没有无用之物。所以,“圣人”经常善于挽救人,没有被遗弃的人;经常拯救物而没有被遗弃的物。善人是不善人的老师,不善人是善人的财富。不尊重自己的老师,不爱惜自己的财富,虽然认为自己很聪明,其实是很糊涂。这就是深妙精要的道理。

站在人民的角度办事:当下的“无为而治”

抓住事物的本质的、基础的、细微的东西(资料图)

顺藤摸瓜解决问题

“无为”思想是老子《道德经》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为而无不为”早已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口头禅,我们一般的认为,老子说“无为”就是说遇事“什么也不要去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消极态度,用这种态度来等待事物发生变化,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那就什么事情都做了。我认为,这是一千多年来的一个历史的谬误。仔细研究老子和他的《道德经》,我们发现,老子本身都是在“为”而不是“无为”,首先,他写《道德经》是在“为”,他诲人不倦的教化天下是在“为”,他年轻的时候(小时候)且不说,后来当官了,进入国家管理机关做“馆长”、做“书记员”(柱下史)是在“为”,他“进山”修炼写着作(虽然后被强盗毁掉)也是“为”,就是在函谷关留下洋洋五千言出关去秦国又说传道也是“为”,后来到了陕西扶风县那里发生瘟疫,他不顾个人安危组织人民自救抵抗自然灾害不也是“为”吗?为什么他不让别人“为”呢?这是因为我们错误的理解了他的“无为”思想,我认为,他在这里所讲的“为”可能是谐音“违”的意思,“无为”就是“无违”,他想告诉我们的是,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不要随意的去违反它、抵抗它,那么办什么事情就会很顺利的。这个“违”就是“顶着来”、对抗的意思。治理一个国家也是一样,人民群众是基础,是整个社会的资源,就要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融合在一起,对人民的意志不要“违抗、违反”和反其道而行之,这就叫“无为”即“无违”也!

《道德经》四十三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老子很善于寻找事物的矛盾,找了矛盾也就找到了认识事物关键,他说,天下自然的、柔性的,而要在天下做事、做大事那是需要刚强的,“无”和“有”的道理就在这个中间。这里一柔一刚就是一对矛盾,这句话除了上面我说的那层意思外,还可以这样理解,即运用天下最柔弱的自然法则,可以驰骋于极强大的国家,凭借这一点,可以无处不达,无孔不入。所以我明白了研究无为之道有多么大的益处。懂得了道这一自然法则我是用“悟”的办法,大自然就是我的老师,不需要别人来教我,不用别人教你,感悟也可达到教化的功效。无为之道的益处,也就是遵守自然规律而行事所得到好处,世界上在没有比它(无为)更完美的了,使用天下任何一种方式都不能达到这种境界。这段文字是我们明白了“悟”的道理和作用,“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 ”,从这句话我们能悟出什么呢?我的理解是,天下都是自然形成的,没有好和坏,天下万物的柔性啊,能容纳别人不能容纳的东西,你在不顾这么一个“至柔”的天下而“驰骋”(肆意糟蹋破坏)于其上以显得你的无坚不摧的力量,那是错误的,再这样下去,很快就会完蛋。为什么呢?要知道(要领会)我教导你们的“无为”思想,不要那么凶残,这样做所得到的益处我不说,你自己体会吧。这里的“无为”就是“无违”,不要在柔弱势力面前显示你的刚强和威风,这也是违反天道即自然规律的,违反天道就会遭到天谴的,人不报天报啊。这个道理就是天最高的道理。老子在《道德经》之五十九章进一步打比喻解释道:“治人、事天,莫若啬(色se色,小气、吝啬)。夫为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这段话是用种粮食来治理治理国家,他说了,管理人事,研究自然包括治理国家在内,就好像人民在种庄稼,(“莫若啬”没有不像种粮食的人那么清楚了),一个国家重视种田。只有粮食,才是人们每天要吃的。重视了吃饭问题就是注重了自然之德。重视自然之德的积累,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一旦能解决任何问题,就不会知道哪是最佳的境界(即最完美的境界)。当你达到这一完美境界时,就有了立国之本。有了这一立国之本,国家就能长久。这就是所谓国家根深蒂固长盛不衰的法则。我的理解,来自在教导我们:凡事都要找到食物的本质所在,就像一个国家要强盛首先要知道粮食的重要性一样,找到了这个本质一切事情就好办了。“夫为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人们不吭不响的在做那个粮食,那是因为他早就知道种粮食的重要性,不需要什么人出来告诉人们怎么去做,这种自然领悟事物本质的精神就是得到了“德”啊!按照这个意思(自然领悟,不需要别人教育和开到的精神)去处理事情、治理国家或者做其他工作都会很顺利的。他说,“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是说我在这里打一个最高最大的比方就是以管理一个国家来给大家说明,种粮食就是一个国家生存的基础物质,有了粮食国家才能长久,根据这个道理我们举一反三来思考一下“深根底固”这句话,抓住事物的本质的、基础的、细微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根”,就像一棵大树,根扎的越深,“柢”就越是坚固。有了坚固的根底,事物才能发展壮大起来。

《道德经》之四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人们从事学问研究越多,就是说你的作“为”越多,作为掌握道这一自然法则(无为)的思想就会超越(损)得越多(少了),当“从事学问研究”这种“有为”不间断的走下去,达到超越一定的极限时,就会带来一些与之相反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一种新的“无为而治”、“无为而进”,“无为而无所不为”。当达到新的无为的境界时,又会产生新的作为。夺取天下的人就是“无为”得到天下的,他们常常是觉得办起事来轻松自如,得心应手。等到认为自己有做不完事的时候,整天忙忙碌碌的去管理天下的时候,你不但不够(失去了)夺取天下的资格,就是夺取了天下也将丢失天下。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你背弃了“无为”的规律的结果,因为你太“有为”了,本来平静的天下被你的“有为”(没事找事、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弄得不成样子了,这样,你的失败就要到来了。

《道德经》之五十八章:“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精明能干),其民缺缺(不安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老子说,一个政府越显得沉闷,也没有活力,越没事可做,就意味着民众越淳厚,越踏实、也包容;一个政府越显得精明能干,无事不做,事无巨细,头头是道,民众就越不安分守纪、是非不断、社会秩序混乱。“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有些事情表面看来是灾祸、是坏事,其实又隐含着福气和好的一面;表面看来是一种福气、顺利无事,其实又隐藏着灾祸。哪个能明白这其中的根本道理呢?其实世界万事万物发展都是到了“极端”的时候反过来了,它们都不存在纯正的一面,正面和反面都是同时存在、胡喜爱那个变化的。偶数可以变成奇数,正数可以变成负数,身量过度了就变成了妖怪魔鬼,谦虚过度了就成了虚伪。正常与怪异可互相转变,善良与邪恶也能彼此循环。人类对这种现象迷惑不解由来已久。因此,圣人虽然有公正之心,但也不舍去非公允(殉章枉法、践踏法律)的一面,虽然廉洁,但也不舍去非廉洁(自私自利、贪污腐败)的一面,虽然办事执着(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但也不会忘记灵活应变(顺风使舵、见机行事),虽然办事说话直率、敢说敢为,渴求自己辉煌业绩,但又不让自己处处放射异彩(仍然不忘收敛),仍然能够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因为他们都知道乐极生悲、物极必反的道理。

《道德经》之七十二章:“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xia下,亲昵不尊重,狎客嫖客)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 他说,一个国家,一旦民众不畏惧政府的威权,就会给政府带来非常大的威胁。同时也说明一个问题,治理一个国家也好,治理一个区域也罢,既不要让居住在这里的民众感到恐惧,也不要使民众对所生存的环境感到厌恶。只有统治者不采取高压政策,体谅民情,才不会使民众厌恶。因此,圣人(聪明的人、当政的领导者)能够自知之明,不会将目光只是停留在自己身上,珍爱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看得高高在上,目无一切。“自爱不自贵”,自爱而不是霸气十足,能做到舍弃一方面的利益(谦虚、戒傲,丢弃荣华和高傲),从而得到另一方面的好处(自己的宝座和别人的拥戴)。

站在人民的角度办事:当下的“无为而治”

要懂得超越自我,关爱自我,就得以天下为本(资料图)

谨慎地多想一点

《道德经》之七十五章,老子又说了:“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不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不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民众饥饿是由于上层吃税的人太多,因而饥饿;民众难管是由于上层社会注重自身的政绩有为,因管得太死、作为太多而导致造难以管理(该作为的不作为,不该作为的乱作为);民众轻视死亡(不怕死或者说是生活贫困,随便死亡的太多)是由于上层社会(统治者)把自身的享受看得重,享受的太多,民众因饥饿而不把死当作一回事(怎么样都是死啊,怕什么?比如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群众踊跃参加解放军的-----)。(统治者)只有不把自己的享受视作首位,不贪污腐败,欺压人民群众,才能使证权更加稳固,也是比享受更重要的贤明之举。

《道德经》之四十九章:“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圣人皆孩之”。圣人(有智慧的人、聪明的人)常常没有个人的意志和恩怨,他们总是把百姓的意志视为自己的意志。对于善良的人,我们能报之以善良,“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对于不善良的人,我们也能报之以善良,这才得到了真正的善良(这个话我在上面已经解释了,再重复一下,老子的意思是指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那些不善良的人做了错事,要抱着善心进行教育,而不是对敌人、坏人、恶人施仁政)。我说的道理我相信,大家不相信的,我也能相信(意志坚定,不要人云亦云),这才得到了真正的信。圣人(智者、领导人)生活在世界上,总能与整个世界同呼吸,与整个世界的意志融为一体。百姓都能倾听圣人这些人的教诲,而圣人总是认为自己像孩童一样无知,实际上他是最有智慧的人。老子的这些话是告诉那些当官的(老百姓的衣食父母)怎样处事,用什么样的智慧来治理和管理社会。那就是不要忘记时时刻刻收敛自己,杜绝张扬或者说“猖狂”,能达到向婴儿一样(比喻)“无为”,老百姓就会爱戴你,拥护你,你不管说什么话都愿意听你的,因为你说的话正是老百姓需要的,和他们的心是相通的。怕就怕把自己凌驾与老百姓头上,当官做老爷,作威作福,那样就离你的失败不远了。

老子接着说(《道德经》之五十七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治理国家要倚仗正义,用兵打仗依靠出奇制胜,要夺取天下,要用“无事”的方法夺取天下,这里的“事”要作为“为”(胡搞乱来)看待,就是说要想夺取天下也要有正义,顺民心,不可没事找事,搞侵略,那是必然要失败的,假如能这样去想,那么你夺取天的行为就可以得心应手了。我为什么知道这些最寻常的道理呢?就根据我的这些道理才明白的。天下禁忌、法令越多,民众就越贫困。民众一旦有了很多致命武器(这里可以认为老百姓一旦掌握了很多的知识和能力),国君(政府)必然是昏庸无能的。民众中有能力、有智慧的人越多,创造发明就会兴起。国家的法律如果越来越多越周密,说明天下越不好管理,抵抗法律的行为就会发生,犯罪活动越来越猖獗。所以圣人们总是这样认为:“我无为时,民众就自然会实现自我感化,我喜欢安静少动,民众的品行自然会端正,我无事可做时,民众就会自然富裕,我没有欲望,民众就自然会纯朴。”

《道德经》之六十三章 原文:“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要实现“有为”,必须实行“无为”,或者说,在做有为之事时,要以“无为”态度来对待。要做大事,就必须“无事”才能办事得心应手,或者说,在做事的时侯,以“无事”可做的态度来对待。就像我们吃饭,要达到有味,必须觉得以往无味或者是饿上几天不吃饭(无事),这样你就能觉得饭菜可口了。“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大的东西是以小的东西来比较的,多的东西是以少的东西来比较的。反过来说,大的东西(强的事物)可能就是小的(弱的),多的东西可能恰恰相反是少的。对于大与小、多与少的认识,要用天地的理性来来对待,一切怨恨和烦恼要用“德”来衡量、来处理,这样你就消除了怨恨,不觉得有什么恩怨了,因为所有恩怨都是一种自然形态、自然规律,你抱着恩怨不放也解决不了问题的。想要完成一项事业,必须从容易的地方做起(无事无为的态度),要想实现一个伟大的目标,就应从细小处开始,天下的难事必然从容易开始。所以圣人始终不认为自己已完成了伟业,永远处于觉得自己“什么也没做”、“不是在做惊天动地的大事”的思想状态,因而能不断努力,不断前进,最后成就了伟业。轻易夸海口、大包大揽的人,必然哗众取宠,缺少诚信。比如说----“多易必多难”,字面意思是把事情看得轻而易举的人,必然遭遇重重困难,实际上应该这样去想:即越是容易的事情(简单的事情)就会有越是多的困难(可能会很复杂),容易的事情多了,困难的事情也就很多,这是个相互相成的事物,任何事物总是以平衡的态势存在在我们的生活中。圣人总是能知道做事情困难,喜欢“无为而治”,从小事(简单的事情)做起,以“无为”态度慢慢去做,把困难一点一点的磨去,逐渐粉碎困难,降低困难的程度,促使事情发生变化(使困难的事情变得平缓润滑,就像我们爬坡上山,绕着走,用走‘之’字形的办法来降低坡度,虽然路要长一些,但是不费力,比直上直下要容易得多),从而达到“难易”相互平衡的状态,最终能达到无难的境地。我们管理国家事务(处理工作中的困难)也是一样,用这种态度和办法出对待,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相反,急于求成,恰恰会把事情搞坏。

《道德经》之十三章:“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一个人得宠和受辱都常有的事情,一些人感到很震惊,他认为,对待遭受不测或者遭遇难或者受到侮辱的态度,就看你对你自身范畴如何理解了。什么叫做“宠辱若惊”呢?宠总是在你原有地位较为低下的情况下得到的,得到提升自然会惊喜,当遭受贬斥、地位降低又会惊慌失措。这即是宠辱若惊的含义。什么叫“贵大患若身”呢?我们之所以遭受大的灾祸,就在于我们存在自身的观念,也可以理解为“因为我们是有生命的活体”即肉体,如若达到忘我的程度,如果我们没有生命,没有这个身体,就无所谓灾难可言(有和无对立统一)。因此,最高的境界是将自身融于天下之中,也好像可以将自身寄托于天下,好像自身就是天下的一部分,容天下就达到了“无”的程度,就像拿了一块红布放在一块更大的红布上,分不出你的红布(这块红布)的存在,尽管它确实存在,这样你就没有烦恼了。总之,要懂得超越自我,关爱自我,就得以天下为本,“托”依靠也!自身也可以寄托(依靠)于天下。“天下”者,人民大众也!要治理国家,干好工作,带好兵,打胜仗,就要和天下人、同事群众、部队下属战士融为一体,对上级对你的褒奖和群众对你的批评已经别人对你的侮辱一笑付之东流万事,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每每勿忘超越自我,“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只有这样才能办成大事,成就大业。《道德经》之七十九章:“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尚未)契(得罪人)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恒(总是)与善人(智慧的人)”。 人啊!一旦结下深仇大恨,要想和解也必然还有积怨,又怎么能达到与人为善的境界呢?所以,还不要结深仇大怨吧!一切本着“和为贵”的态度,有了高兴的事情不要狂妄,别人诋毁了你,说了你的坏话或者办了什么错事也不要求全责备,这里也有“宠辱不惊”的意思。所以说,圣人(有德的人总是在尚未得罪人之前) 采取公允的态度不去责备别人,“司契”,拿出证据,意思是有德(有智慧)的人讲话凭证据、讲道理,善于运用契合方式,无智慧的人(司彻,分裂、决裂)最容易与人分道扬镳,容易走上极端,结为仇敌。自然界的法则不分亲疏,不分好坏,“道”(美好的东西)总是与有能力(有德)的人有缘。老子在这里不主张把矛盾激化,主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主张尽可能的原谅别人同时也得到别人的原谅,以达到天太平。这是一种做人的哲学,具有这种智慧、知识和道德素质的人便可以成为治理天下的领导人。无为而治在中国古代,特别是汉朝曾经起过重要作用,创造过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

站在人民的角度办事:当下的“无为而治”

知和行要完美统一(资料图)

用好古人的智慧

在人类探索和致力于合理解决现代化内在矛盾的过程中,在努力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过程中,以及在中华民族加快现代化建设、实现民族振兴的过程中,老子及其道家思想愈益显示出其当代价值和意义。它正得到世界日益广泛的关注和认同,展现出其超越时代、民族和国界的强大生命力。老子的“道”论特别是“尊道”思想为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提供了重要的哲学基础和根据,对于中国现阶段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老子的“贵德”思想能够促进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有助于人们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和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老子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既体现了对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尊重,又体现了对主体能动作用的强调,它所蕴含的生态智慧正在为不同国度、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的人们所接受,成为当今人类解决生态困境、建设绿色家园的重要传统资源。老子为反对物欲至上、反对把物质财富作为追求的目的而提出的“节欲”思想,有益于人们树立合理的利义观,反对、防止和克服物欲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最后,老子所代表的道家文化的丰富养生思想也日益受到全球广泛的关注,成为造福人类健康的重要法宝。总之,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深厚文化底蕴的老子及其道家思想正愈来愈成为一种有着警世、医世功能的普适文化,在当代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和魅力。作为我国伟大思想家哲学家,诞生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老子及其着作《道德经》,共同构成了博大精深的老子文化,一直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璀璨瑰宝,对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历史文化都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老子是活跃在被誉为“文明轴心时代”的一位最具思想原创性的中国哲学家、思想家、老子文化创始人。老子在综合继承中国殷商以前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以“道”为核心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创建了探讨宇宙存在“始源”问题的哲学理论体系。它涵盖了自然界、精神界、社会界和人生的各个领域,统摄了宇宙论、社会论、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历史观以及政治哲学、生活哲学、军事学、人体科学、生态学等多学科为一体,体现了人类心灵的最高智慧。老子文化是参天地、赞化育、贯中西、通古今的大学问,对人类未来的文明有着无与伦比的意义,她不仅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文化资源,也必将成为世界文明相互交汇的凝聚点,老子思想更是人类精神回归的家园,是解决当代人生存诸多问题的思想宝库。鉴于老子思想精华所具有的当代意义,挖掘、吸收、借鉴和弘扬老子文化就成为人类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主席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发表的重要讲话,强调各级干部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三严三实”从锤炼党性、用权为民、为政清廉、求真务实、敢于担当、公道正派等方面,深刻阐明了新时期作风建设的新要求,是党员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 “三严三实”质朴凝练、微言大义,既是正心修身的思想守则,也是干事创业的行动准则,既坚持了党的优良传统,又继承了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体现了内在自觉与外在约束的辩证统一。学习落实好“三严三实”,善于汲取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加强自身修养,对一个领导干部来讲非常重要。修身是对个人人格的完善,是社会安定、国家安宁的基础。道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根源之一,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全面,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整体品格整体民族精神的形成发育完备,乃至在当今二十一世纪后工业化大时代背景下,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复杂形势下,中华民族集体行为的具体新发展,新调整,均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尤其是道家传统思想中的,辩证思维观念,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观念,和谐税收观念,和谐社会观念,休养生息观念,治大国若烹小鲜观念,勤政务实观念,尊重生命观念,尽职尽责观念,民本思想,无为而治思想,等等,都是一脉相承,且对中民族的发展过程产过重大影响,而且至今仍旧对今天中华民族的发展与进步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的思想理念,对中国的今后发展与进步,这些思想内容可以提供良好的思考平台,良好的思想基础,更可以为中国的未来,提供强大的思想支持。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待自身上非常注重修身。纵观中华文化五千年连绵不断而波澜壮阔的长河,注重修身之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特色,也是中华文明中绮丽的瑰宝。老子开创并代表的道家学说以自然为重心和目标,无论是道德修养还是性情修养,都以自然为最高的价值取向,是自然之道与意识之德的完美结合。

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对《道德经》有很深的研究,他感慨道:“人生最高价值是行道!”道是自然,自然是无私的奉献,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这个角度来说,与党的宗旨是一致的。“人在衙门好修行”,讲求的是广大领导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利,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道德的普及是从个体的修身开始的,把道德修养到自己身上,才是真正的道德,而不是言超圣贤,行落凡庸,知和行要完美统一。

距今两千多年的老子,以“道”和“无为”为核心,阐述了修身治家治国治天下的思想。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丛生,党和国家把建设法制国家作为主要目标,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主要任务。没有绝对的法制,也没有绝对的人治。按照“三严三实”要求,首先严以修身,提高国民整体素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心存敬畏,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转变作风,履行好各自的职责,建设美丽中国,这一思想与道家的修身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可见道家的修身思想对于解决当今我国社会问题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无为而治不是什么都不治不管,政府是一种不作为的状态。无为而治是一种境界,作为政府,不是人为地给社会给老百姓制造麻烦,绝不会做那些:今天搞一下什么政策要贯穿落实、明天又要搞什么政绩工程、后天又是什么官吏考核。理想的政府要主上的不是来治人、管人和整人的,更不是想办法维护某个人或某个集团的统治和权欲而所作所为。无为,不是无所事事,不是无所作为。无为,是没有任何个人目的的无私,无私乃大公。这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种很高的境界。接下来的是无不为。无不为就是无不私啦?乃大私啦?是这个意思吗?是这个意思。大私就是无私,大爱就是无爱,大仁就是无仁。老子第7章有言:“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圣人的私是什么?说白了就是把天下据为己有,这个私够大的了吧?怎样成就的呢?以其无私。简单说来,圣人都是以大公成大公的。老子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也是这个道理。不仁是无仁,无仁是大仁。天地以万物为刍狗,表现了天地对万物的最大的至大的仁爱。就是要把万物当成刍狗那样去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任其自然地去发展,万物才能长成为万物。而刍狗成为万物,便是天地对万物的厚爱。不成刍狗,便不能成为万物。刍狗本身也是十分弱小的,弱小才能强大。而强大无法强大。同样,圣人以百姓为刍狗,表现了圣人对百姓的最大的至大的仁爱。以百姓为刍狗,就是叫百姓处柔弱,给百姓以自由。任百姓自由地去发展。

站在人民的角度办事:当下的“无为而治”

知足长乐者则深谙老子的天长地久的道理(资料图)

懂得“知足”与“退让”

老子有言:“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常足是最大的足,是永恒的足,是无祸无咎的足。要以常足为足,就要常知足。历史上有人心不足蛇吞相的故事。说的是古代有一个穷人靠砍柴为生。一日砍柴,挖得一棵灵芝草,回家的路上,碰到一条受伤的蛇。穷人用灵芝草治好了蛇的伤口。蛇为了感谢穷人,告诉穷人说,国王最宠爱的小女儿病了,只能用蛇胆才能治好。蛇让穷人爬到自己的肚子里去挖蛇胆,拿着蛇胆去给国王的女儿治病,这样,国王会满足穷人的一切要求。开始穷人不答应,担心蛇胆受到伤残会殃及蛇的生命。蛇告诉他,没关系,胆可以再生。穷人这才颤颤微微、战战兢兢地爬到蛇肚子里,挖了很小很小的一块蛇胆。穷人治好了国王女儿的病,国王问穷人有什么要求,穷人说,别受穷就可以了。于是,国王给了穷人很多金银财宝。穷人拿这些钱置办了房屋田地,车马随从,过起了富人的生活。后来,国王的母亲又病了,需要蛇胆来治疗,国王发布布告说,谁能治好太后的病,就让谁来做丞相。穷人毫不犹豫地进山找到蛇,索要一块蛇胆。蛇皱了皱眉头,张开了口。穷人靠这块蛇胆,做了丞相。后来国王又得了病,还是需要蛇胆才能治好。国王这回发的布告是:谁能治好国王的病,国王就把王位传给谁。穷人迫不及待地进山找到蛇,第三次索要蛇胆。蛇感到很为难,说上回的胆还没长好。穷人再三保证,只挖一点点。蛇又张开了口。穷人爬到蛇的肚子里,非常果断地去挖整个蛇胆,蛇痛得一下子就把牙齿紧闭上了,穷人便死在蛇肚子里了。这就是人心不足蛇吞相(丞相,不是大象)的故事,一个和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相仿的故事。道理是不言而喻的,“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穷人之所以又祸又咎地死在蛇的肚子里,不就是太不知足、太贪了吗?不知足者就是这样,有了房子想地,有了地想车,有了车想马,有了车马想三妻四妾,有了三妻四妾想做官,做了县级干部想做市级领导,做了市级领导想做省级领导,做了省级领导还想更高……不知足者不知道,官不是想出来的,是干出来的,是历史和人民群众推出来的的道理,总是想得太多太多。想得太多,难免官欲膨胀;官欲膨胀,难免以私害公;以私害公,难免不廉不正;不廉不正,难免行贿受贿、知法犯法。正所谓“甚爱必大废,多藏必厚亡”。“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而知足长乐者则深谙老子的天长地久的道理,总能以无私,成大公(圣人的大私)。人们需要友谊,需要在社会交往中互相支撑。可是钱却让友谊蒙上了暗影,让许多朋友分道扬镳。人们需要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可是追逐金钱,却让人们大挥砍伐之斧,践踏了这种和谐。人们需要怡享天年,延年益寿,可是追逐金钱却让人殚精竭虑,绞尽脑汁,甚至不择手段。金钱多的时候,惶惶不可终日,又怕被小偷偷了,又怕被强盗抢了,怕天火烧了,怕大水冲了,存银行还怕存折丢了。总之,钱会搅得你坐卧不安,吃睡不香。钱买不到心灵的舒适安宁;买不到对父母的孝顺对长者的尊敬;买不到对工作的热忱,对理想境界的追求。正像老子所说的,“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一个领导干部创造了可歌可颂的政绩,为百姓修了路、引了水、通了电,为下岗职工、为贫困农民谋了实惠,总之,为官一任,造福了四方,上级褒奖、百姓赞扬,名利接踵而至。这时候能退一下,更加谦虚谨慎,至少要保持最初的谦虚谨慎,这样工作会做得更好不说,名利一样也不能少。因为你的工作干到这里了。在退的过程中,可以使人勤奋节俭艰苦奋斗起来。官在初当的时候,是能够做到勤与俭的,奢侈浪费、懒惰都是取得了经济发展之后。如果你所管辖的县市、地区、至省部门,在你的有方的领导下,各项工作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经济,更是连续质变,连续上台阶,不仅上级百姓,就是你手下的干部们都跟着沾光。大家都会沾沾自喜,都希望有了基础了该好好享受一把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退一下,还是当初的样子,继续勤奋节俭艰苦奋斗,你的工作就会做得更好,你的成绩就会更大,你就会更加受到群众的爱戴和领导的支持,名利还是依然如故不会少,反而会更多。毛泽东同志讲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说到底就是学会一种退工夫。在退的过程中,可以使人自警、自励、自爱、自重起来。官在初当的时候,是能够做到慎的,不自爱、不自重、不自警、不自励,都是后来的事情。当了官以后,溜须拍马的、阿谀奉承的、献殷勤谄媚的就会多起来,包围久了,难免会被同化。所以要慎终如始。到什么时候都以开始时的姿态对待,就不会被阿谀奉承吹昏了头脑,慎终如始其实也是一种退。在退的过程中,还可以使人宽宏大量坦诚仁厚起来。一个人生活在家庭、群体、社会中,难免会因为什么事情和周围的人发生矛盾、发生争执。骂小街、骂大街、骂国街的,甚至大打出手都大有人在。很没有水平,很心胸狭小,很没有肚量。这时候谁能退下来呢?进一步冤家路窄;退一步海阔天空。站得高、看得远的人能退下来。凡是退下来的人都是站得高看得远的人。退了一步,距离远了,看的就远了。看问题的角度就宽了。自然的心胸也就开阔了,就坦诚了,宽宏大量起来了。总之,退一步,可以使人清,可以使人慎,可以使人勤,可以使人当好官。

站在人民的角度办事:当下的“无为而治”

从而为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资料图)

“无为”是一种可为的方法

老子曰:“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绝大多数不理解老子的人,都以为老子这是在宣扬一种愚民政策,对这种愚民政策横加批判,大加指责。可是,如果我们深入道德经,认真领会老子的虚、实、弱、强、无知、无欲、无为的概念,会为我们的批判而感到真正的无知的。老子以虚为本,以弱为本,以无为本,但这虚、弱、无都不是简简单单、纯纯粹粹的虚、弱、无。从前边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虚、弱、无是一种境界,一种很高的境界。心是用来思考的,凡是和心有关的概念,都和思考有关,想、惟、念、恩、意等等。它们是大无限,是无止境的,实了好吗?只有虚才能装更多的东西,虚才是心所需要的,所以要虚其心。虚其心的目的是为了装更多更多的思想、思维、思念、思恩、思意。不仅仅百姓、民要虚其心,一切人都要虚其心,圣人自身更要虚其心。这里的虚其心,决不是头脑简单了再简单之意。过去的教科书都这样来理解老子,实在有违老子的原意。腹是用来吃饭维持生命的,人不吃饭就无法活下去,我们再怎么讲生活的质量,也离不开一个实字。所以实其腹是好理解的。志是什么?士之心为志。士,古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心为志。知识分子(士)心野了,其征兆叫痣,这是痣的本意。肉体上的痣是借用意。心野了从儒家言叫有为,老子讲无为所以要弱其志,日本人管非分的欲望叫野望,士的野望汉字就叫痣 ! 志者士心也,痣者士心病也,弱其志者不使士心生病也。这是从字面意思谈的。会意上说,志,既有意志、心志之意,又有智慧、知识之意。我们讲大智慧,大知识,讲大,就不能太强了,太强了就会死亡,智慧不能死亡。所以要弱其志,弱志是动宾结构,不是一个名词概念。弱其志,是大其智,“大智若愚”啊,这是老子的本意。老子还说:“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颣。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德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稀声,大象无行,道隐无名。”这些都可以看成是对弱其志的补充。理解了弱志是大智的道理,就不会再以为老子的弱其志是让百姓的智慧、知识减少了再减少了,正相反,而是大了再大的意思。强其骨的含义同实其腹是一致的。骨是身体,人的身体、腹都是有限的,有限的东西当然要强,无限的东西才讲弱。心、志无限,心、志讲弱。这样的统治谁能做得到呢?圣人!“常使民无知无欲”,这里的“无”是真的什么也没有吗?无知无欲是真的不要知识不要欲望吗?不是。“无”,不是什么也没有,而是有虚存在,虚是一种状态,无知无欲是虚知、虚欲的状态。虚是大,只有虚了才能大,虚知是为了大知,虚欲是为了大欲,而且还要恒常下来,一以贯之下去。这样的境界谁能达到呢?圣人。“使夫智者不敢为也”,就是使贪者无处遁其形。都处在无知无欲、虚知虚欲、大知大欲的状态,耍小聪明的人耍不了,想私,也私不了,成不了气候。“为无为,则无不治。”这是最根本的,以无为为为,以无欲为欲,以无知为知,才能达到大的目的。老子所说的“无为”并非无所作为的意思。对此,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曾指出:“所有的翻译家和评注家都呆板地将‘为’字原原本本地译成‘行动’,于是道家最大的口号‘无为’就变成了‘没有行动’,我相信大部分的汉学家在这点上都错了。无为在最初原始科学的道家思想中,是指‘避免反自然的行为’,即避免违逆事物之天性,凡不适合的事不强而行之,势必失败的事不勉强去做,而应委婉以导之,因势而成之。”其实,老子所说的“无为”是指人的这样一种行为原则和行为方式,即按照因循事物特别是人的自然本性及其发展趋势的基本要求,以客观的和公正无私的态度,以道所体现的柔弱的特点和方式加以辅助、引导或变革,使其向着既有利于客观事物又有利于实践主体的方向发展。“无为”主要是对侯王等统治者的希望和要求,旨在要他们收敛个人权力欲的过度膨胀,一切循道依理而行。“自然”是老子哲学的中心价值,“无为”及“无为而治”是实现这种价值的手段和方法。在“无为”原则下的一切作为,都应按照“道法自然”的原则要求,不强行,不偏私,义所当为,理所应为,如行云流水,雁过长空,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无为”是《道德经》的思想重心,通过君王的“无为而治”以实现人民的自主、自化、自成,是老子哲学论述的初衷和归宿。老子之所以提出“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能为”(六十四章,郭店竹简本)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和主张,旨在为臣民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提供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条件。这是它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之所在,也是老子思想现实意义的重要表现。

与“无为”相对立的是“有为”。在《老子》书中,“有为”一词只出现过一次,即七十五章中的一句话:“民之不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不治。”(马王堆帛书)可见在老子的词典里,“有为”是一个贬义词,并非有所作为的意思,而是违反事物之自然本性的胡作非为。既然“民之不治”是因为“其上之有为”,那么就意味着“民之易治”,就需要“其上之无为”。事实也是如此,因为老子说:“为无为,则无不治”,“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

人类在进入私有制社会后,人们越来越违背自然无为之道,越来越远离人的自然本性,越来越以“有为”为生存方式,结果使社会失去和谐。为匡治乱世,圣贤们不断提出各种匡世方略,但终因日益背“道”而更趋混乱。老子描述这一丧失“道”过程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三十八章)意思是说,道性转化为德政(“无为而治”且出以公心);失去德政而后才有仁政(“有为而治”不事渲染);失去仁政而后才有义政(“有为而治”私图昭然);失去义政而后才有礼治。礼制法度啊,它的推行是忠信不足的证验,也是社会政治动乱的开端。

老子根据道的自然无为的原则,强调要“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能为”。事物都有自己的自然本性,比如农作物需要自然地成长,“辅农作物之自然”就是要及时地浇水、施肥、除草、间苗等等,如果拔苗助长或硬性压制其生长就是违逆农作物的自然本性;与此相近的,是“致鱼于木,沉鸟于渊”,即把活鱼挂在树上,把非水鸟沉到深水里,其结果可想而知。老子这里说的“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能为”的万物实际说的是万民,即人民群众。那么,人民群众的自然本性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一是淳朴,二是求生存,三是图发展,四是有思想,争自由、要自主。对人民群众的这些自然本性也应当加以辅助和引导,从而为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决不能违逆人民群众的这些自然本性而为所欲为。这就是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无为而治主要包括清静之治、自然之治、柔弱之治和爱民之治。对“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泄,光而不耀”,古今注家多从圣人的性格特点上加以分析、诠释和翻译。但是,这一章的全文是:“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邪?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泄,光而不耀。”这一章的前半部分意思是说,国家的政治宽柔,民众就会淳厚;国家的政令繁苛,民众就会狡黠。灾祸啊,福祉依之而生;福祉啊,灾祸潜伏其中。谁知它们的究竟?难道这里就没有一个准绳?正反过来转为邪啊,善反过来转为恶。人们陷于迷惑啊,已经由来已久。因此圣人虽然方正,但却不割害人民,如此等等。老子笔下的圣人是理想的君王,他的职责就是治国安民。因而这一章显然主要讲的是治国之道,为政之道,讲事物的辩证法也是为了引导读者对其政治辩证法的理解,所以似不宜于仅从圣人的性格特点上加以解读。老子说的“是以圣人方而不割”一段话是以物为喻,所阐述的却是为政的基本指导原则。老子提出的这一指导原则既是“和”的思想或理念的体现,又是老子政治辩证法的体现。

站在人民的角度办事:当下的“无为而治”

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平衡各方面的矛盾(资料图)

政府的职能

首先,政治,特别是作为其集中表现的国家机器,它的主要特征可以说是“方”、“廉”、“直”、“光”的。要利用国家机器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也不可能不是这样的。但是,对国家政权包括国家机器(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等)的运用,应当适度,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身感压迫和剥削不堪重负,以至于日子过不下去;与此相反,统治者如能从长计议,也应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创造一个和平安定宽松的社会环境。所以虽然“方”、“廉”、“直”、“光”,但最好是“不割”、“不刿”、“不泄”、“不耀”,就是对政治的和军事的锋芒需作适当钝化和遮掩,也就是三十六章中所讲的“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国家机器的运用要适度,不可滥用,不能以此威压人民,否则就难以避免人民的“大威至”。但绝对“不割”、“不刿”、“不泄”、“不耀”是根本不可能的,如能做到“不甚割”、“不甚刿”、“不甚泄”、“不甚耀”就不错了,老子可能也正是这样主张的。有的注家释为“不割人”、“不伤人”等等(例如高亨先生说:“人的行为方、廉、直、光是好的,然而割、刿、肆、耀则转化为坏的了。只有深明大道的人,能以道自守,保持不割、不刿、不肆、不耀。”——《老子注译》),怕也不是老子之本意,因为在七十四章中他就明确指出“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所以倘能做到不乱杀无辜就很不错了。总之,我认为老子这一段话讲的是为政之道,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政治辩证法思想,强调为政者要善于把握施政的“度”,这在一定程度上阐述了他关于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刚与柔相结合的政治思想。老子提出的这一指导原则,对于保持社会的稳定,促进社会的和谐是有一定价值的。在七十五章老子深刻地指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不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不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帛书)老子认为其根本原因是统治者私欲过重、邪智太多,所以他主张堵塞他们的智欲之门,平息社会的纷争,按照“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七十七章)的原则,使社会能“挫锐”、“解纷”,从而走向“和光”、“同尘”的“玄同”的境界。“玄同”的境界就是全社会各方面的关系高度和谐的境界。在这种理想的社会中,大“道”所体现的公正、公平、人人平等的原则就会得以实现,社会再无亲疏、利害、贵贱之别。这当然是老子所期望的由对立达到同一的最佳状态,也就是“同于道”的大同世界。由此可见,老子认为,坚持道的自然无为原则,对于和谐社会的实现是极为重要的。

一个理想的政府,应当是一个服务机构,因为政府是全国人纳税的钱养活起来的,那么这个政府所做的一切就是服务于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全体民众。比如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平衡各方面的矛盾,解决社会上的各方面的困难,当然包括真实体现全国民众的意愿并符合天理的制度相关法律法规,并很公平地执行这些法规,不受某些特权的干扰。一个理想的政府,是不会去欺压百姓,也不会把百姓当作刍狗扁低的。政府所拥有的权限就是执行这些法规以及依照社会普适的道德标准去操作处理事情,更不会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干一些损害社会和民众的事情。一个理想的政府,财政的主要支出是为社会服务(比如福利、救济等),当然也用于政府运作本身,用于政府本身的费用只是为了保证自身正常运转而已。一个理想的政府,政府的权力也是受到约束的,一方面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约束,另一方面受到社会公认普适的道德标准所约束,同时还受到社会舆论、自由言论、民众监督所约束。而政府的所有作为都是公开的,透明的,并且会听取民众的意见不断改正和完善政府行为,使政府行为越做越好。这么做政府自然而然地也没有基本上没有了腐败、滥用权力的行力。当然社会会变化,而这一切变化都是天象的变化所致,那政府所做的事情,包括制定的法律,所处理的方式方法也会顺天理而做,不会墨守成规,也不会刻意表现什么而扰乱社会,给民众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政府的作用是福报于社会,除此之外什么都不会做,就是惩治坏人也是给社会带来一个健康稳定的状态而已。

政府的另一个职能作用是引导社会道德风尚向一个良好的方向发展。而道德准则是天理所定,不能为任何政府或集团或个人所动,对很多国家这种道德准则也是一致的。所以政府还引导社会风尚向着宇宙的道(在人间表现的就是普适的道德准则)靠近,使民风变得善良、纯真、宽容大度。社会民风好了,政府起到的好作用和所做的事情都做到位了,民众生活也就幸福了。生活在这种“无为而治”国度里,老百姓是幸福的,是很能体验到政府的重要价值和积极作用的。从这一方面看,很多国家的很多政府在这方面还做得不足,有些做得好一些,有些就做得差得很远。(编辑:若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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