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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诚敬慎:古代道经的制写

[摘要]经之所传即教之所传,先贤深明此理,故对抄写、校对、安存、传授之规制十分严密,这是其内心虔诚敬慎的外化。因为这样的严谨敬重,才使得太上真教能绵延不息。今人也当珍重,效仿此风。

文/行苇

日前与友人提及在各地的早晚课本中,诸真宝诰末尾均有尊号,但萨祖诰末尾却大多没有尊号(当为“玄风永振天尊”六字),似存在缺漏之处而无人为之修正。

虔诚敬慎:古代道经的制写

手抄经卷(资料图)

友人更提及现下流通的经书中存在不少问题,如有的经本将“棲(栖)集清虚”刊作“楼集”,将“弱己饶人”刊成“溺己饶人”,将“含弘光大”刊错,以及不少将“谈道而趺九凤”的“趺”字读为“跌”等,不一而足。

盖因历史变动的影响,曾经一段时间内,道门经书刊本流通较少,教内不得不通过手抄的方式传布经文。在师徒口耳相授,或者手写抄录时,由于文化不足或不够谨慎的缘故,就容易出现差错。

今人习焉不察,竟将错漏原样刊刻,不仅弄得谬种广传、贻笑于人,而且由于经文乃前圣之心宗,词句错讹难免造成湮没圣义的过失,这是不能不引起注意的问题。

其实在古代,印刷术没有发明和广为流行的长时段里,道门经典同样是通过手抄来传播,即使是印刷刊刻也涉及到沉重的校对工作。

虔诚敬慎:古代道经的制写

道经乃是圣道垂化(资料图)

不过,今天所能见到的古代经本,凡是道门中人所制作的,大多十分精良准确,少有错误(如《道藏》经本及大部分敦煌抄本)。这得益于先贤对经书制作的敬慎态度。查阅史料可知,至迟在唐代,道门写经已经有了较为完善的规制。

经教认为,经书乃是圣真垂教,教化凡俗以修真悟道、超凡入圣的法门,乃“天人之良药,为生死之法桥,使众生普超五浊之津,俱登六度之岸者也”,故而异常珍重。

经书依其载体和书写用料的不同,可分为十二种形式(“十二相”):“一者金简刻文,二者银版篆字,三者平石镌书,四者木上作字,五者素书,六者漆书,七者金字,八者银字,九者竹简,十者壁书,十一者纸书,十二者叶书。或古或今,或篆或隶,或取天书玉字,或象云气金章,八体六书,从心所欲。”

进而,《正一修真略仪》还对写经的格式做了详细的规定,首先为写经所预备纸素丹青、笔墨工用等物,需要保持清静,不能让动物乃至妇人等靠近。而后,写经者需要斋戒沐浴经月,才能在静室中严整衣冠、烧香礼拜、精思存神,然后动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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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香礼拜、精思存神(资料图)

经本要求“其行,长七寸,以法七政也。行阔五分,以法五行。若楷隶字数,每行不过二十字,要令调而匀,不得悬生露死,谓死字不居行首,生字不在行下,当度其行间。若弟子名号,宜甚谨细,亦勿使居行之首也。此其法则,不可不审。”

“至符篆图画,务令均匀得所,以画箓文,在其精详,用意为之。每阶未近轴,留三行,署监度、保举、度师等三师法位姓名。其装饰标轴,宜适丰俭,随力所办,务在严洁”。

为使写经的顺利展开并维护写经的神圣性,《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规定在宫观中需要建立“天尊讲经堂、说法院、经楼······写经坊、校经堂、演经堂、熏经堂”等,可见经本的写、校、演、薰等不仅步骤分开进行,还须配备专门的房舍,十分郑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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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明得道,要由于经(资料图)

同时,为确保经文的准确无误,经教上对抄写的校对工作做了严格要求,《太上太真科经》云:“刻明得道,要由于经。经图科戒,不可舛误,书写五校,讲练习之。”即书写的经本要经过前后五次校对。

流传至今的经卷写本中,虽然没有看到“五校”之多的,但大量存在“复校”、“三校”的记录。

在敦煌发现的《老子变化经》,有题“大业八年八月十四日经生王俦写。用纸四张,玄都玄坛道士复校。”《老子道经卷上唐玄宗注》则记有“国子监学生杨献子初校,国子监大成王仙舟再校。”

另有《洞渊神咒经誓魔品》卷子记载:“麟德元年七月廿一日,奉敕为皇太子于灵应观写。初校道士李览,再校道士严智,三校道士王感”。另一《洞渊神咒经》卷七本子则有提到:“麟德元年七月廿一日,奉敕为皇太子灵应观写。道士李览初校,道士辅俨再校,道士马诠三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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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悬生露死(资料图)

此外还有被题为《阅紫箓仪三年一说》的卷子,写于开元二十三年九月,其末尾题有:“奉为开元神武皇帝写一切经,用斯福力,保国宁民,经生许子颙写,修功德院法师蔡茂宗初校,京景龙观上座李崇一再校,使京景龙观大德丁政观三校。”

抄写完毕后,需经两次或三次校对,其功不可谓不繁,而正是在这样谨慎的态度下,才保障了经本的质量,能够极为准确地传布天下,遗泽后世。

经本经过恭敬抄录、再三校对之后,还要做好存放工作。经教中对此有十分细致的规定,据《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三《法具品》所言,经本首先需以巾裘包裹:

“凡经,每一部,或五卷、十卷,皆须著裘。凡裘,有五种。一者锦绮,二者织成,三者绣作,四者纯彩,五者书绘。皆内安裹及带如法,皆书题曰某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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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器经函(资料图)

当前教内尚且以红布或绣布覆盖包裹经书,当即为此“著裘”之遗制。这些安裹成帙的经书要置入经函,经函可以以金银珠玉木石等制成,大小随宜。

经函要置入经厨保存,“凡经厨,有六种。一者宝装,二者香饰,三者金银隐起,四者纯漆,五者沉檀,六者名木,大小在时。”

在宫观中建有藏经楼,其中经书则需以“经藏”的形式保存。大抵是将经厨依据三洞四辅的次序排列成藏,经藏的材质、大小等皆有规制:

“凡造经藏,皆外漆内装沉檀,或表里纯漆,或内外宝装,或表里彩画,或名木纯素,各在一时,大小多少,并随力办。或作上下七重,或三重。并别三间,或七间,安三洞四辅,使相区别。门上皆置锁钥,左右画金刚神王,悉须作台安,不得直尔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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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斯福力,保国宁民(资料图)

经藏有总藏和别藏之别,总藏指三洞四辅全部(左三洞,右四辅),别藏则是将三洞四辅各为一藏。藏经要经常烧香燃灯以为供养。

唐代是玄风广被之世,上至皇王贵胄下及黎民道俗,奉道者众多,故写经之风盛行。参与写经的,不仅有道门中人,还有专门的经生、书者,以及帝王将相、书法家等。

如敦煌郡道士索洞玄,有《道德经》、《本际经》写本传世;前述《阅紫箓仪三年一说》卷子的抄写者许子颙即是一名经生。另外,唐太宗曾令长孙无忌写《阴符经》五十本,后高宗又令之写百二十本等。

上元二年(675年),武则天作《一切道经序》,并敕令以黄麻纸、小楷书抄写。高宗又为其子李弘追荐冥福,下诏敕写一切道经三十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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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妙赜,恒值圣代(资料图)

据学者考证,高宗时期道众为太子李弘写经祈福的活动持续达十余年之久,总数越过七万卷。这些经卷不仅在长安地区流布,还曾远播到敦煌边地,上文所提及的两个《洞渊神咒经》卷子,即为当时写经的遗存。

到玄宗朝,《开元道藏》编撰完成,明皇即下令“崇玄馆即缮写,分送诸多道采访使,令管内诸道转写”,使藏经流布于天下。

对教内来说,写经是宣教布道的重要手段,也是教团传承发展的基础;对信众及社会而言,写经既有祈福消灾之功,如《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二有云:“抄写经文,令人代代聪明,博文妙赜,恒值圣代,当知今日明贤博达,皆由书写三洞尊经,非唯来生得益,及见在获福。”,也起着社会统合、文化传播的作用。

正是由于大量写经卷子的存世,许多因历史动荡而湮没的珍贵文献才得以重见天日。(著名者如成玄英尊师著作、《太玄真一本际经》、《道德经想尔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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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贤家风为自勉(资料图)

经之所传即教之所传,先贤深明此理,故对抄写、校对、安存、传授之规制十分严密,这是其内心虔诚敬慎之态度的外化。正因为这样的严谨敬重,才使得太上真教历经沧桑而能绵延不息。

今人坐享祖师大德的遗泽,不可以不学见贤而思齐,以前贤家风为自勉,庶几可以不负祖师托付,不负众生供养。

(编辑:柯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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