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学者如何研究中国的“鬼节”

[导读]作者身居大洋彼岸,可谓隔岸观火,从局外人的角度为读者勾勒出一幅与众不同的画面。

文/侯旭东

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述清初北京的“中元”云:

“中元祭扫,尤胜清明。……庵观寺院,设盂兰会,传为目连僧救母日也。街巷搭苫高台、鬼王棚座,看演经文,施放焰口,以济孤魂。锦纸扎糊法船,长至七八十尺者,临池焚化。点燃河灯,谓以慈航普度。”

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记清末京城“中元”活动:

“中元日各寺院制造法船,至晚焚之,有长至数丈者。

“……各寺院设盂兰会,燃灯唪经,以度幽冥之沉沦者。

“运河二闸,……至中元日例有盂兰会,扮演秧歌、狮子诸杂技。晚间沿河燃灯,谓之放河灯。”

一位美国学者如何研究中国的“鬼节”

放河灯(资料图:图源网络)

认真研究节庆活动的资料还寥若晨星

中元是道教的称呼,依佛教术语当叫盂兰盆节,更流行的说法则是鬼节,其时为阴历七月十五日。清末距今尚不满百年,但这种喧闹的节日场面距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已颇遥远,几已化作历史陈迹了。不过,半个多世纪以前,七月十五日的热闹景象几乎遍及全国。随手翻开《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各地“岁时民俗”一目下七月十五日十之八九有节庆活动,北到黑龙江省的讷河县,南至海南省的琼山、文昌、定安、乐会、临高、感恩诸县都能见到它的踪影。每逢此日,诣先茔祭扫、挂钱、放河灯、作“盂兰会”则是少不了的内容。

这样一种全国性的节庆自然不会逃脱民俗学家乃至史家的注意。但略让人感到遗憾的是,介绍节庆活动的书籍、辞典虽多,加以认真研究的却寥若晨星。各种介绍内容繁简有别,实质大同小异。不外乎先叙佛、道经中的依据,次举史例,后接不同时期的节庆记载,只有事实的罗列,缺乏细致深入的分析。

古人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或是中国学者熟视无睹、罕加深思的原因吧。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编按:太史文著《中国中世纪的鬼节》)则展示了一位当代美国学者对这个古老的中国节庆的理解。

一位美国学者如何研究中国的“鬼节”

《中国中世纪的鬼节》中译版(资料图:图源网络)

一个旁观者的视角

本书作者身居大洋彼岸,可谓隔岸观火,从局外人的角度为读者勾勒出一幅与众不同的画面。作者心中盘旋的问题是中世纪(书中主要指唐代)鬼节在世间影响有多大?是不是仅庶民百姓才过此节?在不同背景的人眼中鬼节的意义是什么?它为什么能在中国久行不衰?这位旁观者不仅希望了解“是什么”,更想知道“为什么”。后者恰恰是局内人关心不够的。

中国中世纪的鬼节译者序言此书连导论、结语共分八部分。导论既概括了全书主要内容,也阐明了作者的基本分析框架与思路。首先综述鬼节的主要活动、在中国及东亚流行情况与鬼节的多重意义,进而提出对中国社会中宗教形态的认识。作者采用了社会学家杨庆堃首倡的分析框架,即将社会中的宗教区分为“制度型”与“扩散型”两种,并加以修正来为鬼节定位,视之为涵盖了从扩散型宗教到制度型宗教的所有形式。由此引出对资料性质的关注,强调不同资料的价值,突出视角的多样性。最后由揭示宗教形态转到具体考察佛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如果说前一部分是以社会为背景分析宗教的话,这里则是立足于具体宗教来阐明它与社会的关系。其中主要是对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核心见解是不应过分夸大中印宗教间的根本差异,无需过多纠缠于起源问题,而应把中国佛教,乃至鬼节视为一环环相扣,具有内在意义的整体。换言之,研究思路应从偏重历时性与发生学考察,转向对现象内涵做共时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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