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崇拜》:一百年前中国人的信仰世界

[导读]作为一部中国民间宗教的资料大全,本书的存真价值非常高。在中国大陆一百年的“移风易俗”之后,本书记载的“迷信”许多不能找见,它也成为我们了解祖先生活的重要资料。

文/李天纲

禄是遒其人

禄是遒(Henri Doré,1859-1931)神父,生于法国,在勒芒神学院预科毕业后,于1882年晋铎。因国内反教风气严重,他去苏格兰加入耶稣会。1884年来中国,用一年时间在上海学习了中文口语和写作,去安徽传教,直到1895年因健康问题回到上海。在徐家汇耶稣会总部进修、疗养一年后,又到江苏各教区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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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传教士(资料图)

禄是遒神父一直在“两江总督”管辖范围之内,即天主教法国耶稣会巴黎省负责传教的“江南教区”农村工作,历三十多年。上海西郊的徐家汇,是法国耶稣会在江南传教事业的后方基地,禄是遒神父常常回到上海,从事避静、进修、研究、疗养和教学活动。

1918年以后,因积劳成疾,患上了慢性肠胃病,健康每况愈下,他就留在上海,在耶稣会徐家汇住院专事研究工作。同时,在上海主教区的董家渡沙勿略堂讲道,在卢家湾震旦学院讲课,在洋泾浜救济院做慈善工作。

1931年12月,经长期病痛之后,他在徐家汇路(今华山路)圣母圣心会的普爱堂(241弄7号)去世。享年72岁,留居江南47年。

为便于传教,而研究中国民间宗教

传教士研究中国民间宗教,动机非常自然,他们需要了解当地宗教状况,以便传教。禄是遒神父研究中国民间宗教,起因也是传教。按本书序言的交代,作者出版这一著作的主要目的,是要帮助在乡间的同事们,即那些新近从西方到达,还不了解中国人宗教状况的传教士们。这些人总有一天要碰到民众的宗教信仰问题,因此,他们必须对中国人如何思想,他们的信仰和崇拜方式有一些了解。有此配备后,他们就会少冒犯一些当地人的成见,可以“更好地推进将基督教真理植入这块土地的伟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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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传教士(资料图)

除了这个审慎传教的目的,即按照作者的设想,把中国人的民间崇拜方式整理出来,供传教士查阅,不要无故冒犯中国人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实用目的:一、为从事“比较宗教学”的学者,提供一套研究东方信仰的范本;二、给一般读者提供一种读物,用以了解下层民众信仰中的“中国的真宗教”。

既具神学气息,又是科学著作

值得注意的是,处于讲“科学”的十九世纪,宗教研究也渐渐“科学化”。禄是遒神父已经不能再孤立地使用基督教神学来评判“异教”,必须结合“比较宗教学”、“人类学”等科学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民间宗教。按他的意思,重要的不是批判“迷信”,而是要揭示一个“真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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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上海(资料图)

禄是遒以为,上海这样的通商口岸,能够引领中国的理想,却不能代表中国的真实,他说:“真正的中国,在通商口岸城市很少存在。文明在这里起着作用,将中国人提升到一个比其乡村同胞较高的层面。所以,谁要想研究中国的真实生活,就必须在遥远的地区,即一些离奇的老镇,一些边远省份的隐蔽村庄来观察中国,这就是传教士所作的。”为此,禄是遒作为传教士在江苏、安徽两省二十多年,从事左右中国人社会和家庭生活的宗教,和其他无穷无尽的迷信的研究。“他访问了市镇、庙宇和寺观,向人们询问神公、神母、地方神祇和神仙人物,为他未来的巨著收集了珍贵的材料”。这种“田野调查”,已经接近了现代人类学的方法。

作者虽然力求“科学”,但我们也不能说《中国民间崇拜》已经是一部摆脱神学气息的科学著作。在一百多年前人类学、社会学、比较宗教学草创时期,一个天主教耶稣会士必然还会有很多“非科学” 的关怀。正如作者交代的,这套书的主要读者,是他的传教士同事,其次才是一般西方读者。这样的读者定位,以及作者自己的价值倾向,使得本书对中国的民间崇拜作出符合时代的评判。比如,作者和译者们,把“符咒”判断为“迷信”,指出它们“在人们中激起一种求利与恐惧之心,远胜于真正的(对于上帝的)崇尚和荣耀。任何访问过中国都市寺观的人都很容易发现这点。它也助长了多神论倾向,从而导致对于上帝的忽略”。

显然,这是用基督教“一神论”和“基督论”作为判断标准,说他们是“基督教中心论”也是可以。

然而《中国民间崇拜》是一部超越前人的划时代巨著。以前有人(如李提摩太、苏慧廉)论述了中国“三教”和民间信仰,也有人(如九卢公明)研究某—地区民间宗教,但像禄是遒神父这样积几十年之力结合文献研读和田野调查,以如此巨大的篇幅来记录、介绍和研究社会中的信仰活动历史上绝无仅有。

《中国民间崇拜》的出版

禄是遒神父先在安徽、江苏等地用法文写作,在徐家汇的土山湾印书馆出版。晚年回到上海基地后,他的徐家汇同事,爱尔兰籍耶稣会士甘沛樹(1859-?),联络了远在香港天主教修院的爱尔兰籍会士芬戴礼(1886-1936)—起,将这套书翻译成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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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崇拜》(资料图)

法文原版分两部分,共十六卷,英文翻译本合并为十卷。相比法文版,英文版是一个比较好的版本。法译英的时候,禄是遒神父还在世,他懂英语,有什么翻译问题,他们一起商量解决。英文版的翻译,两位母语是英语的神父参照了英、美、德、荷、比等非法语学者研究中囯民间宗教的著作,相互印证,视野更广阔,也便于读者引用。更重要的是,翻译过程中,对引用的中文古籍做了仔细的核对和订正,做了更多的注释,使研究更加精确。

英文版做了大量的修订、增写和注释,可以说是一部新的著作,更加值得重视。英文版的第一卷于1914年由土山湾印书馆印制发行,接下来三卷分别在1915年、1916年发行,全书大约于1932年左右完卷。

《中国民间崇拜》获得法国主流学术界认可

《中国民间崇拜》甫出版,法兰西学院(College de France)授予他们一个特别奖,这是法国主流学术界对于教会学术界的承认,非常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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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学院(资料图)

法兰西学院是“学院派”,是欧洲“科学”和“理性”的倡导者和坚守者,通常对天主教神学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他们乐意承认在华神父学者们的“中国民间崇拜研究”,原因有二:一,法国学院派“汉学”受耶稣会“汉学”影响很重,法兰西学院汉学家雷慕沙(1788-1832)、儒连(1797-1873)的中国宗教研究,直接继承了法国耶稣会士“汉学”;二,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杜尔克姆的学生葛兰言(1884-1940)个人关注禄是遒神父的研究。葛兰言于1911年在北平留学,留居平、沪两年。1919年完成博士论文《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成为法国最有影响的汉学家。禄是遒、甘沛澍和芬戴礼在这套书的著述中,不断引用该著作,试图加重“学院派”色彩。

葛兰言的中国宗教研究,继承杜尔克姆社会学方法,改变过去的基督教神学取向,把古典文献和田野考察结合,建立“比较宗教学”。《中国民间崇拜》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和法国本土的宗教学新潮流相契合。

《中国民间崇拜》具有很高的存真价值

禄是遒等人的《中国民间崇拜》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正如作者们所希望的那样,作为一部中国民间宗教的资料大全,本书的存真价值非常高。在中国大陆一百年的“移风易俗”之后,本书记载的“迷信”许多不能找见。当年人们习以为常的风俗、规矩、礼仪、祭拜、禁忌、符号都荡然无存,只留在遥远的记忆中。现在要了解我们祖先的生活,追溯中国文化的来源,只能依靠这些纸上踪影了。1966年,台湾文成书局全套影印了英文版,供学者使用,其中的珍贵资料常为人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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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崇拜》记录的资料(资料图)

江南一带,盛行符箓,是道教“正一派”盛行的地区。龙虎山天师道、茅山上清派、阁皂山灵宝派各有符箓,称“三山符箓”。符咒的最大功用是驱魔,把符咒贴在病家的患部,取下烧成灰烬,调在酒或水吞服,用来治病。据说,仅龙虎山天师道就有三十六箓,七十二符。道士们用它们治病、驱鬼、求神,曾经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自近代“移风易俗”、“新生活运动”、“反封建迷信”之后,短短几十年间风卷残云。在上海这样的现代城市里根本见不到符箓了。前几年,江苏茅山重新印制了几本符箓图册,仅十几幅而已。而《中国民间崇拜》则收录了百多幅。据作者说,他在扬州、高邮、南京、芜湖、和州、含山、无为等地的“纸马店”里,购买到这些符咒;参观寺观的时候,僧人、道士也送给他很多幅。有些符咒,还能在诸如《趋吉避凶全书》《增补密传万法归宗》等书里找到,发表的只是他整理出来的一部分。幸亏有这部著作,为我们保留了一边多年前的符箓原本,供我们观赏研究。

禄是遒对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信仰活动,做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收集和描述。经过他的收集整理,中国各宗教(包括对其“宗教性”有争议的儒教)的信仰特征暴露无遗。有了这样一部著作,再要说中囯本土文化当中没有宗教,就很难了。而且,《中囯民间崇拜》揭示的宗教性也存在于儒家之中,就不能说儒家不是宗教。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冯友兰先生力辩“儒家非宗教”,但鉴于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的确凿记录,他不得不承认禄是遒在书中描述的儒家礼仪确实是“宗教性的”。进而依据孔德的定义,说儒家是一种“人文主义”的“人文宗教”。

《中国民间崇拜》集体成果

《中国民间崇拜》是禄是遒神父的个人作品,但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在华耶稣会士们的集体帮助。上海徐家汇耶稣会住院内良好的学术环境,给禄是遒神父的帮助尤其重大。这里学术机构众多,学者人士云集,学习条件优越,曾经产生出大量优秀的学术作品,《中国民间崇拜》只是其中一种。在这套书的出版之前,已经有中国籍耶稣会士黄伯禄(斐默)的中国迷信研究著作出版,禄是遒神父显然运用了其中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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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伯禄遗稿(资料图)

黄伯禄(1830-1909),江苏海门人,1851年参与上海徐家汇依纳爵公学的创办与教学,通法文、英文。1860年晋铎,1875年任徐汇公学校长,一直在徐家汇从事文教工作,直到去世。撰有《训真辩妄》、《集说诠真》、《集说诠真续编》、《正教奉褒》、《正教奉传》等著作,是中国天主教会中学术渊博,著述丰富的著名华籍耶稣会士。

由于釆纳了《训真辩妄》、《集说诠真》的成果,使得《中国民间崇拜》的中文文献基础非常扎实。很多说法,都有确凿的文献来源。

对于研究立场的一些反思

现代学者批判禄是遒的著作中有“可怕的西方化意象”。这样的批评,表达了当代西方学者对于自己过去历史上的“殖民主义”的深刻反省,是—种可贵的良知。扬弃旧时代“基督教中心论”的宗教研究,对于今天众教平等的宗教学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以今律古”,看在—百多年前,禄是遒是否比其他人有更多的“西方化意象”,如果不是,相反还比他人更多些客观,则就要承认在华耶稣会士和新教传教士对中国宗教研究的开创之功。只要比较基督新教著名的“反迷信”中文著作《破除迷信全书》,就可以看出天主教耶稣会士对中国迷信的批评,相对温和。和西方流行的其他极端反异教、反迷信的作品相比,在华传教士的中国宗教研究,又是相对温和。

上海徐家汇的耶稣会士们,他们还在继承利玛窦以来的“汉学”传统,比较尊重中国文化,从而超越欧洲十九世纪强烈的“基督教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容纳东方,接受中国。他们研究中国宗教的目的之一,主要还是希望西方的基督徒们能够正视中国文化。这种态度,值得肯定。再者,反过来说,中国读者为什么不能也像当代西方学者一样,经常反省一下自己的历史过错,一定都要读到对自己文化的赞词才高兴呢?“闻过则喜”,很难做到,却很有意义。(编辑:若水)

《中国民间崇拜》:一百年前中国人的信仰世界

(腾讯道学整理发布,略有删节,文/李天纲,复旦大学宗教学系博士生导师。原文为《禄是遒和传教士对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转载自“道教学术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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